作者：敬老工程办公室 来源：《敬老工程与老龄社会制度建设蓝皮报告》 发布时间：2024-10-7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认识和发展中医药学。数年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用西方的文化认同审视中医药学是不客观也是无益的，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发展中医药学的，因为它首先是把中医药学放在了是否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与解读。只有认识中医药文化的的背景、内涵、特征及其文化核心，才能清楚地解读中医学，和更好地发展中医学。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医学可以说是人类学中最高学问之一，因为只有医学才能让人类自己充分了解到人体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早在农耕生活开始后就已形成了早期医术，最早形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主要包括古巴比伦医学、印度医学和中国医学这三种，但随着人类不断的发展进步，前两者虽早于中国医学，但都基本已濒临消亡。唯有中医学，历经沧桑，绵延千年而流传至今。直至宋代，中医药学才随往来商船逐渐传入东南亚诸国，并衍生出了朝鲜传统医学、日本汉方医学和越南东医学。其后，中医药学又逐渐传入欧洲，开始为世界人民所熟知。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田森教授就曾说过，中医药学当属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11世纪就曾深刻影响着阿拉伯医学，而免疫学的实践同样也来源于中医药学。中医药学的伟大可见一斑。可以说，中医药学在人类的健康史上，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那么，究竟何谓中医？若追究“中医”一词正式出现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我国的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中的“有病不冶，常得中医”之句，便可知那时就已有了“中医”一说。在当时，西医还未成系统，更妄谈传入中国（西医开始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时期）。若依据于此，看来“中医”一词中的“中”，并非为区别于西医而言，也不是指中华的“中”。中国最早认识事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这部著作对后世的哲学，社会、天文、地理、医学等都具有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中医亦不例外，中医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才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自古就懂得“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道理，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所以“持中守一”和“中和”才是中医之“中”的真正含意。当然，当前我们说的“中医”，更多的是指中国的医学，但实际上，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尚中”精神，则真正标明中国医药的文明就此出现。
夏、商、西周时期，虽然还是医巫并存，但在一些卜筮史料中却已经明确记载了大量有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内容，这些宝贵的内容可以算作是中医药学的雏形。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医巫开始逐渐分离，人们更加认为医学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人文性，这为中医药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在这一时期，临床医学开始呈现分科的趋势，这又为后来秦汉时期，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水平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是我国中医药学破土萌芽、酝酿、成型、自身蜕变的重要时期和成长时期，对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扎实基础。
中医药学的正式出现起源很早，有正式文献记载的就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公元前1066年～771年），那时已经出现了专业“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伤科）和兽医。至先秦（公元前221年）时期，诸子百家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更是为数不少，诗经里也已经出现不少诗人借以比喻吟咏的药物，《山海经》中有记载的就达100余种动物和植物药，其中不少还沿用至今。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时期，中医药学已经成为医生必修的学科。1973年，由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是现知中国最古的汉族传统医学方书，其中记载的医方总数约为300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约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由此可见至少在秦汉交际时期，中医药学（即本草学）已初具一定的规模。而我国迄今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则当推《神农本草经》，该书成于东汉末期（原书已佚，现存的各种版本是经明清以来学者考订、辑佚、整理而成）。该书共分三卷，共记载药物多达365种，主要对秦汉之前的中药学知识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书中还简要而赅备地记述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的各个效用等，为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其书中所记载的大部分药物疗效，大多朴实有效，直至今日尚为沿用，可以算作是我国最早的珍贵药学文献。
由两汉及南北朝，再迄于唐代，我国中医药学在这一段时期获得了大跨度发展。东汉时期，出现了我国中医药学历史上一部临床经典，由东汉名医张仲景著作的《伤寒杂病论》，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传染病的病理及医治方法，还论述了许多内科病、妇科病等，而张仲景也因此而获得了“医圣”之美誉。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80年），出现了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师华陀（约145～208年），他以擅长外科手术治疗而闻名，并为了减轻病人在手术过程中的痛苦，他还研制中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发明了强身健体的“五禽戏”等等。
至盛唐时期，当时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达，同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因此，由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也更加丰富了中医药学的药学宝库。据载，唐显庆四年（即公元659年）颁行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与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相比，《新修本草》要比其早出800余年，它的出现，对世界药学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两宋时期可以说是我国中医药学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政府的重视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由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共同编纂专业医学著作，并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医药卫生水平的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这也是中国医药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大发展、大融合的辉煌时期，为后来形成“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形成奠定必要的基础，并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
到了明代，中国的医药学发展呈现出革新的趋势。特别是在探究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方面进入新的层次。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拓展到亚洲、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输出”、“西学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清代前、中期，中国的医药学则更加趋于普遍化，这也是一个升华发展的时期，例如，当时就有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还著有《医林改错》这样的医家名著，这都反映出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以上所陈列的一切，无不彰显着我国中医药学异彩纷呈、彪炳卓著的历史成就。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这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传承力，经受了历史的反复考验与评断，经过了与近代医药学的碰撞与相融，还经历了与西方医药学的对抗与融合，历史的长河里它一次次的振奋前行，新时代的发展中，我们更加期待、瞩目于它的再次重生，再次实现新时代下的创新生命力。
正如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的：中医药（民族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特别是随着健康观念变化和医学模式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优势。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2003年SRAS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治疗中没上一台呼吸机，创下了“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的奇迹。2003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广东省中医院后说，SARS患者在接受了中医治疗后，确实缩短了发烧时间和住院时间，如果能把中医参与治疗提升到常规治疗层面，将对世界其它地方SARS防止工作发挥巨大作用。这大大鼓舞着中国中医药学界的信心。
目前，我国中医药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北美和欧洲，特别是亚洲市场，每年中医药出口总值约占世界整个中医药出口总值的2/3。这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庞大市场，对于这几个市场的中医药出口量，一直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同时，这也是我国中草药、中成药、保健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医药学科既属于一支中国文化体系，同时又是一门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科学，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又为它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它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的重视。可是，面对国际新形势下的中医药发展趋势和中药销售年年递增的大好形势，回顾作为中医药发源地和中医药大国的中国，中医药学及其文化体系的生存现状却令人担忧，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遭遇进退维谷的尴尬景象。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
另外，据相关资料分析，目前全国每万人中医执业医师数量仅有约3人，每万人中医医院床位数不到4张。北京每万人中医执业医师数量和床位数均为全国最高，分别是5.65人和6.87张。分析还显示，中医执业医师占全国执业医师的比例为21%。村卫生室中，具有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约占5%，以中医药知识为主的乡村医生约占12%，能中会西的乡村医生占36%。随着患者对中医药需求的增加，未来中医需求量很大。未来五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的意向需求为51.76万。其中，医院占36.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占6.5%，乡镇卫生院占14.7%，村卫生室占37.0%。
中医药产业“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遇也使得我国不少中医药从业人员开始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大量中医技术和中药秘方也随之泄露或流失海外，也使得国外一些高科技制药企业借机加大研发力度，在中药基础上研制出大量高于原中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昂价格特效药，获取丰厚利润。例如，日本在我国“六神丸”基础上开发销售的“救心丸”，每年销售额可达上亿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丸”源自我国“牛黄清心液”，年产值也接近1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汉方药占世界销量的80％，韩国的韩药占世界销量的15％，而中国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却只占世界草药市场销量的3％－5％。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可叹的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大眆敬节的预言已将要成为现实。
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生命过程、增进健康体魄的科学技术体系。客观来看，中、西医学同属生命科学范畴，本无优劣之别，只是由于二者所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思想方法不同，导致二者的发展轨迹迥异。西方生物医学理论是建立在近代经典物理学基础之上，研究的对象属组织解剖学视野所见之实体本体，其认识论基于牛顿机械还原论，研究方法自然侧重于线性分解剖析、重复性实验和数理统计。在这样的科学哲理指导下产生的应用基础理论，必然形成以清除组织病灶、抑制体内致病菌毒为基本特征的对抗性临床医学技术。
但是我们却清楚，人毕竟不仅仅是一部可拆可卸可安装可还原的机器，人至少应具备以下五种不同的属性：⑴自然属性的人；⑵社会属性的人；(3)精神心理属性的人；(4)证候信息属性的人；(5)组织结构(包括器官、细胞、分子)属性的人。单纯针对人的组织结构属性进行研究，实施防病治病之术，并不足以使生命最大限度地保持健康状态，这一见解已逐渐为现代人所共识。
而如果从研制出的药物来看，中药是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用以防治疾病的药物：主要为天然药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及部分化学或生物制品等。而西药则是西医药学的药物概念，是西医药学药物的总称或简称，包括单体化合物两药及混合物西药（或称复方西药)。中药无沦是中成药还是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沦是单味还是复方，都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更趋向于以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以相关数据和实验结果来对症下药。
从治疗的效果来看，中医药重于从整体来对待患病个体的治疗，通过调整病体的机能来发挥治病、防病作用，而西医则是针对具体病灶施以有效药物进行疾病治疗。因此，也就造成了西医往往显示出药到病除的效果，而中医的效果却没有那么立竿见影，这也是造成很多人对中医不信任、抱有怀疑的原因之所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疾病谱已发生很大变化，传染病基本上得以控制，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因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带来的新的病种，“富贵病”，“身心疾病”、“现代文明病”、“城市病”，精神烦躁症等却越来越多，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身体等多方面因素，治疗方法也需要不断改良和创新。随着世界范围内老龄化现象的集中出现，老年性疾病患病人群数量也在日趋增长。对于此类疾病，西医擅长的相对简单的、线性的分解剖析方法并不适用，中医药学却能从整体着眼，辨证对待患病个体，采取治、调、养等多种手段达到治疗，自然更能发挥出“对症下药”、“因人制宜”的独特优势。
传统的中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价值已为临床实践所证实，且已经充分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世界多个国家的重视。我们需要客观、公正得看待中医药之所长，给予中医药文化更大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作为，也必将得到快速、健康地发展。
中医药既富于科学性，又饱含人文精神，中医药学本就是实用之学，几千年来一直服务于我国的传统社会，发挥出养生保健、治病救人的社会功能，中医药文化倡导的“尊重自然”、“人与社会相应”等核心价值，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其实，若中医药没有切实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中国古人基本上是不会在其上花费太多时间的。历史上很多大医家愿意以性命相托，穷其一生为此至理，就充分证明中医药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的真实存在。但为何中医药文化时至今日，其文化体系、产业体系与制度环境都差强人意？为何中医药的产业体系迟迟没有出现更加成熟完善的发展格局？为何作为中国本土的原创文化，中国人却越来越多的笃信西医？从历史入手，回溯今时，制约我国中医药发展的几个最主要原因大致如以下几个方面，那就是近代“西医东进”的挤压、国民盲目崇外的忽略、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弱化与对产业价值的认识不足。
1.近代“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削弱
近百年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医、西药逐渐主导了我国医疗市场，已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药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劫难。“西学东渐”始于17世纪,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开始在经济及文化发展上出现了向海外殖民扩张的能力和需求。而对于当时中国的学术界而言,这种外来的思维模式极大拓宽了人们的科学视野,也推进了中国传统科学开始向着近代西方科学发生转变。但同时，也是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凭借其鲜明的科学理性在中国开始备受推崇,而中国传统中医则开始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当然，对于西医对中医的挤压，仅仅只是导致中医药在我国近代衰落的表面原因,实际上，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近代社会开始出现“崇洋贬中”的社会思潮，这一文化影响才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同时，“科学至上”、“救亡图存”等文化语境的出现,也是构成中医渐趋边缘化的重要思想根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中医命运的关键性因素。
2.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弱化
一个国家民族自身的文化能不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能不能真正的崛起，因为健康的文化体系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需要建立自身良好的自我循环体系，保障自身自给自足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存在着非常优秀的生活哲学与思想，也是支撑着我们民族繁衍数千年而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却危机重重。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批判重于发掘，质疑多于肯定，丢弃大于保护；另一方面，就是把传统文化束之高阁，片面认为只需要建个文化馆、博物馆或档案馆，做一些文字宣传、影像视频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些都说明中国目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掘和传承方面的认识不足、行动弱化。
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突出的文化体系，也一样面临着传承危机。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时至今日，学术界竟仍有人公然“以科学的名义”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告别中医中药”的观点，这些理论与认识严重阻碍着中医药的发展和振兴。
3.缺乏与之匹配的现代科学普及体系
我们都知道，一门学科或者文化形态需要推广和普及，首先需要具有普及的条件，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懂”，继而获得广泛关注、认可和发展。我国中医药文化绵延数千年之久，却在信息传播迅捷、人们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里遭遇发展瓶颈，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因为我国的中医药理论没有形成能与之匹配的现代科学语言体系。我国大部分中医药典籍、著作传自古人，因此多为古汉语，而现代科学语言体系却为数学，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语言鸿沟，因而导致很多中医药学的经典理论难以被现代人充分理解和完全掌握。其二，由于中医药理论中存在着不少本体论的知识和一些特殊的宏观规律，例如气血经络、腑脏器质的联系规律等，是西方医学所不具备的，而现代医学又没有进行清晰的阐述，因此也导致世界不少国家对中医药学科及文化理念存在认知误区与理解偏差，这也导致了中医药产业发展受阻。
同时，传统的中医药技术与现代医学技术尚未形成成熟的融合，不少曾在历史上非常先进的中医诊疗技术手段现在却远远落后于时代，因此也无法保证中医理论的有效运用。而现代医学由于大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临床诊疗手段日新月异。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药的医疗效果也同样受到现代医学的巨大冲击。
4.缺乏相关扶持政策
现阶段我国的中医药文化发展呈现出中医药文化理念和资源配置难以满足时代发展需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产业发展方面看也显得固步自封，不接地气。例如，临床方面，医院管理、医师资格准入，甚至论文评选、医疗事故鉴定等缺乏专业、规范、统一的评定标准，职能用现代医学的标准来评判中医学，却使得原本已成体系的中医学理论、诊疗经验被肢解破碎，中医药学的特长反而无法施展。
科研方面，缺乏科学的中医药研发理论体系，用研究现代医药学的方法和标准去研究看待中医药学，反而脱离了中医药学的本质，阻碍了中医药自身的发展。
教育方面，没有形成符合中医药文化特色、医学特点的教育体系，一味用培养现代医药学人才的方法去培养中医药人才，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难以灌输普及学生，中医药学的精湛理论难以真正得到施教，因此得以应用于临床的中医专业人才也越来越少，中医学术后继乏人的形势开始显露。同时，由于市场对中医药学科的认识不足，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人才流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些都足矣影响到我国中医药科学发展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造成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受限的原因，并不在于学生或医生，也不在于学校或医院，而是我国目前对于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发展，缺乏相应的、与之特点匹配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医药在我国才能形成健康、快速、有效的发展与提升。
5.缺乏科学、长远的产业健康模式
我国中医药产业之所以发展严重滞后，这与我国当前在中医药产业领域的认识不足、经验不足有关，也与产业健康模式的匮乏有关。中医药产业也是一项涉及多重产业经济链条的复合型产业集群，无论是产业链上游的中药材培育、种植，还是中游的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知识产业，亦或是下游的中医药销售、中医诊疗等，都还能衍生出很多次生产链条。正是由于它产业链条的复杂性与多样化，每一条经济链条分支既能产生巨大价值，也会牵涉多方利益。如果没有科学、长远、规范化的管理与制约，必定会影响整个产业系统的健康发展。
由于从近现代开始，我国对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认识不够，中医药文化在我国没落了近一个世纪，导致直至目前，我国的中医药市场仍就没有统一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生产标准及运行机制，市场管理零散，鱼龙混杂，行业口碑受到很大影响，严重导致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迟缓，甚至被人诟病。
中华民族的文化向来就是一本富于智慧的书，而非单一的知识技能之书，这其中蕴含着令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可以反复阅读的立世铭言与生命哲学。“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伦理与秩序、关注人事、注重整体、主张和谐”则是这部文化典籍中最核心的精髓所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无外乎以上这些。中医药文化看重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同时包括据此而发明的治疗技术、养生方法等，这些都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涵着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模式与生命哲学，它揭示出深刻而富于人文性的人类社会生存规则，即提倡人体与自然应实现“中正”与“和谐”，方能获得健康与长寿。可以说，中医药文化深刻烙印下中华民族精神的印记，中医药文化，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一种外化形态。
我国中医药文化迁演数千年之久，药物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乃至上万种，方剂从数百首增加到数万首乃至数十万首，文献从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增加到洋洋万种之多，理论的更新、方法的丰富、技术的创新、疗效的提升等更不必言说。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原创文化，中医药文化也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当顺应自然，而后“长有天命”，先秦这样的生命观，引导着中国医学由古至今持续的发展与繁荣。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中医药文化在经过历代先贤不断研究、总结与提炼后，以厚重博大的学术体系为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文化在经历它自己的“千年之旅”中，既在变，又未变。不断变化的是中医药文化的表现形态与物质数量，而始终不变的也正是它从产生之初就具备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中正”与“和谐”。
同时，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也是相为连通、共成一体的。中国悠久璀璨的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化学以及诗歌、辞赋、绘画、雕塑、音乐等文化形态，与中医药文化一起构建起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从哲学层面看，中医药文化以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为基础，在其构建之初借助了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多种古典哲学理论，令中医药学科独具了典型的人文属性；从技术层面看，中医药材的种植，又将农业技术、地理知识与传统化学相融合，特别是在药剂制作过程中常有体现；中医的运气学说，结合着天文学、传统历法甚至是数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从而实现预期的效果；从学术表现层面看，中医药文化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戏剧、诗歌辞赋、绘画甚至是音乐等文化表现形式中的“常客”，它的文化特质也极大丰富了这些文化艺术形态的表现内容。因此，从文化形态角度看，中医吸收与承载了中国众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传统遗失”的今天，这种文化吸收、兼容与承载就显得更为珍贵。
当然，中医药文化虽然与其他的中华传统文化形态具有基本一致的精神内核，但其本身却又是独立的，它最为突出的唯一价值，就是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取代的医药学术。这种唯一的价值特性也决定着它不仅为历史书写光彩，也必将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中医药文化中所包含的生命观、疾病观、诊疗观与方法，也必定会对未来世界的医学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中医药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持中守一”、“养生全德”等理念，不仅为人们的健康养生提供了可贵的医学参考、养生智慧，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意义至关重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医药产业作为我国医药行业最大的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项具有较强发展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另一方面，随着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重视生活质量的消费观，提高免疫力和整体医学、崇尚自然的医疗保健观、预防观日益深入人心。
从主流医学模式的发展来看，随着医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主流医学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医学目的开始从注重疾病诊治向着关注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健康维护、疾病控制发展；医学服务模式也已经开始从以疾病为中心向着以患者或者人群为中心发生转变；医治对象从针对个体向着针对个体、家庭、社区转变；施治场所也已经由以医院为基础转向以社区为基础；诊疗目的也已经从以医疗为重点转向以预防保健为重点。这些改变，无一不对于当前世界的医疗市场产生关键性影响。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来看，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创造了便利生活，也同样带来越来越多的工业垃圾与化学毒药，而必须依靠化学成分的西医药品，其毒副作用也无法被人们所忽视。“回归自然”、“呼唤天然药物”的热潮逐渐在全世界开始兴盛，利用天然药物取代某些化学药品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中医药品的原材料基本都来源于山野或水乡，取自天然，更加绿色，显然比西药更具有安全、可靠的优越性。
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我国已经成为老龄化国家，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2亿，社会老龄化程度仍在不断加剧，老龄群体的防病看病、养生保健服务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市场需求。中医药学提倡的养生精髓，预防疾病更重于治疗疾病，其拥有着一整套养生延寿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对于老龄群体的健康保健、疾病预防、慢性病缓解、修复“亚健康”状态甚至是医治新的疑难病症等，都具有更加突出的优势，也能够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比起西医药的产业优势，也就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
从中药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看，未来十年我国将加速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大幅提高中医诊断与治疗水平，使更多人、更多国家接受和享用中医药技术。同时，将逐步实现中药生产现代化、逐步完善并中药标准体系，实现系统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生产、加工模式，提高中药产品的经济价值。
从中药品生产加工产业看，在国家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国家中药创新体系也将初步形成，传统药物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变化，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也会经历一场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工业的转变，传统药物的加工与生产将逐渐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可以说，中药生产业在进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从养老养生产业领域看，食品安全、亚健康等当代特殊现象和突出问题，也带给人们更加深刻的重视与警觉，这也更加有利于普及强化中医药中养老养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老龄化社会日益加剧的发展态势，通过老年人向其整个家族提供中医药养老养生的服务，对于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也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文化、以及它所包含的养生养老文化，都是中国本土原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一无二的垄断性产业，如果能够实现世界性推广，在应对当前全球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中将具备无可限量的优势与能量。
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随着发达国家以“财政筹资和组织改革”作为医疗卫生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方面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供不起、不公正的新的医疗现象，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会或多或少面临着医疗消费的难题，而这样的压力下也会导致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定与安全。因此，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目的，他们也开始呼吁“人人享有健康”、期待“公共卫生发展战略”的真正实施。基于此，中医药就体现优于西医药的绝对优势。首先，中药的成本相对低廉，往往几味简单的药材便可药到病除；其次，中医倡导防病重于治病，这也能够有效节约医疗资源；中医的治疗注重从根本上切断病源，能够有效防止因疾病反复发作给患者带来的诊疗成本。可以说，中医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可以提供更为人性化、安全可靠的效用和功能。
可以预见，世界国家集体走进老龄化时代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全球健康产业的发展要求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给予了广阔的产业空间，我国“文化复兴”战略为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振兴与普及带来必要的成长沃土。面对如此良机，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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