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敬老工程与老龄社会制度建设蓝皮报告》 发布时间：2024-1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这是重要的战略举措，意义重大深远，有利于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于确立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性产业的地位极为重要。支柱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比重且关联性较强的产业，一般应占区域增加值的5%以上。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全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15%以上。老龄文化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产业，属于老龄产业中的一类，是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其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老龄文化产业属于“银发经济”，它涉及方方面面。发展老年文化产业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文化产业的发育越完善。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1000美元时，文化旅游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将提高；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将急剧增高。以人均收入较低的贵州省为例，从2002年贵州年鉴的调查数据可看出，2001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9.25元，比2000年增长了5%，其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的增幅达29.2%，占消费性支出的14.7%，尤其是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比2000年增长达61.6%。2012年，中国员工年平均收入为656美元，但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甚至许多省会城市乃至二线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早已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此，这些城市的居民已经具有旺盛的文化产品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将越来越多。
预计“银发经济”可在今后20年带动8000万人以上就业，扩大经济的规模可达到20万亿以上，这其中相当部分将是老龄文化产业的贡献。我国在老龄文化建设方面的开发空间很大，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化运作，获得更多双赢互利的机会。如在老年旅游方面，对中国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星光旅行社调查显示，参加旅游观光的老年人数连年增长，说明“银发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老年文化娱乐方面，老年人参与度高、积极性强，加之老年文娱活动普及性广，文化活动类型又极其丰富，有舞蹈、歌咏、棋牌、戏曲、收藏、书画、旅游、花鸟、垂钓、摄影等等，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参与其中，这不仅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也促进了老龄产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很显然，老年文化产业存在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培育和发展老年文化产业，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老年人，更有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安定。
在城市，老人一般离退休后都有退休工资，以上海市为例，从上海政协网站2012年公布的数据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城镇基本养老金的人数共计226.99万人，占老年人口的68.6％。老人们能独立生活而不依赖子女养老，倒是反过来常常补贴子女买房或帮带孙子女。由于城市大批老人有富余的存款，所以他们的文化需求也比较强烈。在2013年7月的一项抽样调查中，有65.69%的城市受访者认为，现在的老人或将来的自己最需要人际交往、朋友、玩伴。有58.82%的人认为老人更需要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29.41%的人认为老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还有9.8%的人认为老年人的教育很重要，需要参加各类学习活动，还有相当数量的老人有出门旅行的愿望，但是苦于子女亲友无法陪伴，或是没有适合老年人的旅游产品和安全保障措施而放弃这样的想法。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必将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春天。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用品市场份额将上升至2万亿元。其中，仅老年人服装一项年消费潜力至少也有1千亿元，但我国现阶段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需求量的10%，供需失衡，需求难以满足。老龄产业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是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目前，中国社会老龄化急剧加速，政府和社会对老年人养老问题高度重视，但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关注程度却不高。老龄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缺少优秀的老年题材文学、影视、戏剧作品和出版物，缺乏为老年人生活服务的基本配套设施。老年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以及精神孤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更多的了解与关注。著名文学批评家叶匡政曾表示，随着社会的老龄化，相关的保障体系最应完善。此外，应从“老人是儿女的”这种传统观念迅速转换为“老人是社会的”观念，同时社会文化产品也应向老年人倾斜。
文化先行，应是我们目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步骤。以老龄文化作为先导必须要启动全面的老龄文化产业建设。我国近2亿老年人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消费群体。老年群体是处于特殊地位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离开了熟悉的社会组织和环境，难免产生失落感和对个人价值的困惑；衰老、疾病的增多，亲友的离世，难免产生生死观、价值观和生存观的误区；退休后经济地位和差距与后辈拉大，难免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等等。老龄文化及老龄文化产业的缺失，与社会道德约束力、社会浮躁之气的上升不无关系，一些因老人经济与家庭地位降低和子女赡养责任、财产继承等问题引起的家庭纠纷，和因养老及医疗保障不完善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了隐患。因此，应组织老年人参与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参与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再创造，努力使他们与时俱进；创造更多老龄文化产品，满足老年人精神及健康消费需求，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生命质量，拓宽生命价值，提高全社会民众文化素养及敬老爱老的道德意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二位。但在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的国家形象依然处于一个较为模糊甚至是被误读、被曲解的状态。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等论点，都阻碍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国家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总体认知与态度，它不仅表现为国内民众对该国的总体认知与态度，更表现为国外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总体印象与评价。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国家形象对内表现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国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实施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战略，对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极为紧迫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展示软实力的工作开始加强。但从一些外媒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外国观众会带着自己对中国的固化观念来看待中国国家形象宣传，从而难以产生认同感。部分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呈现出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形象的“含混”和“失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西方的舆论机制将中国形象“定型”，使中国形象处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中国形象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形象“自塑”的过程中，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错位等诸多问题。除了缺乏对自身形象建构的主导权，我们的对外传播依然宣传色彩比较浓厚，跨政体、跨意识形态、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观念滞后、传播途径单一，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传播力的提升，从而弱化了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弱势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障碍，还存在于巨大大中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中。
国家形象的传播，必须要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传播国家形象。如何从中华几千年浩浩文化中提炼出能被世界不同文化接受和认可的中国元素呢？我们是否可以换个思路用“孝道”和“感恩”来做突破呢？前面已经阐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已进入老龄社会，他们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和重视比中国要早的多，虽然西方文化中并非用是否“孝顺”来衡量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但倡导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感恩”却与我们是基本一致的。虽然西方的“尊重”与“感恩”并不只限于家庭关系，而是普遍存在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中，西方已经流传很久的正式节日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季”等，都比中国要早，可以看出尊长和感恩文化在西方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再看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道主义”，它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精神至今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曾论述孝道为“一颗闪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他还说到，孔子对“孝”的内容除了“养”和“敬”，还提出过“谏诤”。其内涵是只要父有不义之事，子就应该谏诤，唯父之命是从，不能说是孝。可见，孔子并不赞成愚忠、愚孝，这已经是一种人权精神的体现。孟子则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人们对父母之爱延伸到所有老人，这更是了不起的发展，也让孔孟孝道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从人道主义的道德平等原则和伦理本质原则中理解，不难发现，中国的“孝道”和“感恩”与西方的“尊长”和“感恩”具有同等崇高的精神文明高度，而且，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具备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从对立中寻找同一性，从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指责中，我们给出了同样符合西方价值观，同样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孝道”和“感恩”作为文化的切入点，对内建立包含了孝道与感恩文化的老龄文化体系，提升大众的道德素养，可起到全面关注老龄群体的作用；发展和建设老龄文化产业，可以推动老龄产业全面升级，以应对我国老龄化的问题；对外传播中华传统孝道和现代老龄文化交流，对于发展中国的老龄事业、加强对外老龄文化交流，有助于帮助中国树立“行孝道、懂感恩”的国家形象，既可实现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战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又可得到国际文化的认同感，缓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和危机，可谓是一举多得。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我国显得尤其严重。与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相比，我们是“未富先老”。全世界进入老龄社会的70多个国家中，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我国仅为1000美元，相差80%。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老年人增加速度快，人口年龄结构也不合理。目前退休职工与在职人员比为20:100，预测到2030年将成为56:100。那么，老龄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年教育及人才开发问题就凸显出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龄教育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新形势下的老年教育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老年人从紧张的工作到离岗休息，新的环境催生新的心态，产生了新的矛盾。他们中有对地位、权力和工作环境变化的不适应，有对某些社会现象产生的困惑和焦虑，还有因为生活环境迅速变化产生怀旧心理和回归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开展有目的的教育活动，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
老龄教育的发展理念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广大老年人对活动内容、方式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老年人的需要，老年教育工作应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促进健康、服务社会”为发展理念，贯彻“学、乐、为”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因此，要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目标，为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搭建平台，通过加强学习和知识整合，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发挥自身价值，服务社会，为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老龄教育办学宗旨必须体现老年人的根本利益。广大老年人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有功之臣，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发展、构建和谐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而终身教育体系包括老年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广大老年人继续受教育，既是法律赋予老年人的权利，也是满足老年人接受终身教育的需要。
老龄教育内容必须满足老年人的意愿。要坚持与时俱进，求实与创新结合、需求与实际结合，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应由颐养康乐型向应用技能型扩展，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开设课程，尽量满足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老龄教育形式必须符合老年人特点。老龄教育没有固定模式，可采取讨论交流式、活动式、调研式、个别辅导等各种手段，包括活动、学习班、老年学校等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应根据老年人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立足敬老工程，发挥集聚功能，分散社区布点，引导广泛参与。组织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活动，不断充实和满足广大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老龄教育的理论研究必须丰富发展。开展老龄教育理论研究，是深化老龄教育改革，促进事业迅速、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工程，是全面提高老龄教育质量的保证，也是提高领导和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老龄教育发展潜力巨大，许多领域需要研究、探索、实践。要以战略的眼光，按照“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原则，把老年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放在同等地位来抓。更重要的是在各大高校开设老龄专业和院系，培养未来可从事老龄问题研究、事业产业发展的高级人才。在职高中专等职业教育机构开设老龄专业课程，大量培养老龄产业从业人员。在中小学中设立老龄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
老龄教育形式除了现有的老年讲坛讲座、老年大学、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还可以开设特色老年课堂、讲习所、老年职业教育，在社区或老年大学开设老龄心理学课程，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研究机构、老龄文化交流中心开设老年观摩或实践班，在民俗或艺术机构开设老年体验课程。甚至可以在各地区老龄文化综合体中设立本地区特色文化技艺培训学校，为中短期入住的老人提供特色传统文化技艺学习和体验，为中长期入住的老人提供对传统文化技艺的实践和生产服务。
老龄人才开发则关系到老龄群体再就业和社会价值再创造。老人再就业与时下舆论热议的“延迟退休”概念不同，它是以老年人自愿“老有所为”为基础，除了原岗位“返聘”形式，还可以提供原来职业岗位之外的“兴趣岗位”或“创新岗位”，对于人们所担心的由于“延迟退休”会造成年轻人就业困难并不存在威胁，反而可以让老龄人才成为初入社会的年轻就业者的指路明灯。
老龄教育建设和老年人才开发将有力促进老龄人群的再就业，既可以缓解社会经济建设中人才短缺的问题，又可以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战略设想，更可以用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大缓解养老金缺口和“未富先老”的压力，最重要的是能够有效促进老龄文化产业良性发展。反过来说，包含了老龄教育、老龄人才建设的老龄文化产业，又能够为整个老龄产业和文化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填补高端高智人才和稳定专注人才的空白，并为全新的老龄产业提供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和职业教育，这对于保障经济增速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定和谐社会，加速中国经济建设，都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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