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牵手工程管理中心 来源：中华牵手工程综合体系 发布时间：2024-10-6
中国的城镇在历经了历史的变迁，从最初的依附于农业，发展到以现代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等多元化产业发展，城镇以其独有的优势，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人们进入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工作就应致力于满足这一朴素但不容忽视的诉求。从创造优良人居环境，到推进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只有切实在城市工作的各个方面彰显“人”的价值，真正解决各项民生问题，让人们安居乐业，城市才会更有温度，也才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今天，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亿万人民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与城市发生交集。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化既是必然之路，也隐藏着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在地产去库存化、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之时，挖掘城市本身的发展潜力，不啻为一个优先选项。可以说，城市发展事关人民福祉和发展全局，当下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为本就重要的城市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这一时间节点，仔细梳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决策部署，厘清发展思想和理念，谋定发展航向和目标，意义重大。
“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近年来，我国也在逐步废除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人口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建立城乡统一、城乡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人口登记制度，不再按人口登记地制定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别化政策。
从 “土地城镇化”逐步过渡为 “人口城镇化”，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文化、人文保障、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实现人民能够公平自由的享受社会公共福利，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的新型城镇化。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1996—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357万亩；2010—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953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515万亩。2000—2011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3045万亩。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
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这些都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
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规划建设缺乏特色。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
优秀的传统文化缺乏传承，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走向消亡，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在发展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表现，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历史悠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受外来文化冲击侵略，城市化演进使我国许多文化遗址遭到破坏，文化遗产受到严重损失，发人深省，令人惋惜。
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因此现行的各项机制已不适应当今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尚待逐步改革和完善。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也是很不平衡的。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明显偏低，城镇化发展比较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镇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655个城市中现在有近400个城市缺水，缺水城市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实际是针对现在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不相匹配的情况，实现能源和资源大规模、长距离地调运。
从我国城镇化的形态看，不同规模和层级的规模发展不协调。多数的城市群，如环渤海、珠江三角洲、长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就全国整体来讲，大多数中小城市城市还处于城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吸纳人口能力还不足，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现如今，我国不乏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大城市，然而这些城市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城市病”问题，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发展动力不足；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必要的过渡环节，城镇规模和层级发展表现出不协调。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发展阶段的多种原因，城镇化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和矛盾，制约着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对城镇化本质和内涵认识不到位、不全面，重城市自身轻区域协调，重城市建设轻产业拉动，重工业发展轻第三产业，重外延拓展轻内涵提高，重扩大规模轻有效管理和资源保护，重改善形象轻完善功能等问题较普遍。一些地方热衷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拆大建，忽视城镇居民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就业及社会保障需求。城镇面貌短期内改观，然而体制和政策方面漏洞百出，导致城镇化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人口城镇化的目标被忽视。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发展中过分重“物的积累”、轻“人的发展”，重硬件建设、轻公共服务，重功能主题、轻文化责任，忽略了城市的非物质属性，忽略了“人”这一关键因素。
中华牵手工程积极探索城镇养老产业带的新型发展模式，着眼当下，更好处理城市与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利用城镇发展的优势和示范基地的特色产业，谋划城市的“成长坐标”，必须注重城市的内在文化肌理，多一些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保留城市风貌的整体性、文脉的延续性，让因地制宜成为遵循，让千姿百态成为追求。综合带动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城市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在前后相继的发展之中自然特色是不能丢掉的，但是我们当前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问题尤为突出。凡是有点发展底子的，就都瞄着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在发展思路上急功近利，在城市建设上贪大求洋，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生命节奏与吸引力，更隐没了城市的文化维度，割断了人城之间的深厚情感。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考验着国家的治理智慧。一个不能很好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空间，不能称其为温馨家园。一座没有文化滋养的现代都市，只是工业逻辑不合时宜的堆砌。
